清代北京的通惠河
北京通惠河自明代嘉靖七年(1528年)吴仲修复以后，历明清两代始终通畅不废。公元1644年清军攻占北京，随即议立北京为京师以后，通惠河仍承担运输漕粮入京的任务。直至清末光绪二十四年(1898)京津铁路竣工以后，海运糟粮由天津通过铁路直运北京，不再经过通州，通惠河数百年来转输京师天庾的任务才算告终，转以运送各地商货入京为主。但是通惠河失去漕运作用以后不再被官府所重视，加之水源枯竭，河道日益淤塞，所以通运作用也日渐衰微，以至于最终停废。今日北京的通惠河，经过疏浚以后，作为京密引水渠和永定河引水渠的下游支派之一，起着雨季排洪的作用。
据《清世祖章皇帝实录》记载，顺治八年(1651年)曾议以漕船附载营造北京宫室的砖瓦，由通惠五闸河道入京师，后以妨漕而罢。从这条记载可知，清初北京通惠河仍是正常通运的。顺治十年(1653年)，著名史学家谈迁为著《国榷》一书自浙江嘉兴北来京师，搜集史料，居住二年半左右，于顺治十三年(1656年)返回故里。他著《北游录》一书，详细记述了往返沿途的地理物产，风土人情。
谈迁《北游录》记述顺治十年(1653年)九月到达通州入京的情形：
九月戊午，泊自河西岸。十月癸亥朔以河水冻冰益坚，舍船登岸。辛未，晚，舍而车徒，五里宿村舍。任申，旦走雪径，五里沙河店，三里龙泉寺，二十五里饭东镇，寻过漷县。其城一大周遭也。县东四里曰泗河，以四水合流也，合注通州城东北入白河。县西南晾鹰台，辽主游猎处。二十里张家湾，属通州，即白河下流。十五里宿通州胡氏。通州古潞河，即鲍丘水也。旧为通惠河……有五闸，大通桥之东至庆丰（闸)五里，庆丰（闸）至平津上闸七里，上闸至下闸四里，下闸至普济闸十三里，普济(闸)至石坝十里。……癸酉，二十里高米店(即高碑店)，□□里皇木厂，□里入京城东便门，度大通桥，经崇文、正阳二门，凡十里至骡马市寓舍。
同书又记述顺治十三年(1656年)二月自北京搭乘回空漕船返回故里的情形：
二月乙卯，自北京出发出东便门，宿于通州。丙辰，步五里土桥，十五里张家湾，三十里登舟，友人宋俊伯先约处州卫之漕舟。丁己，午刻，宋俊伯来，泊舟处隶武清县，东隶香河县。壬戌，午刻，发舟十里。癸亥，发三里抵河西务，河岸善崩，往见崩及城下，今城倾数十丈矣。甲子，经桃花渡宿。乙丑，宿于丁字沽。丁卯，午泊天津。天津产鱼盐，榷署在河西务，昨岁增满洲官二人，知回漕多贩鱼又税之。时回漕五百七十一艘，余置鲍鱼一石，费二金。庚午，宿唐官屯。辛未，唐官屯产盐，余从众置盐一石。十八里流河驿，十五里蔡家庄，三十里宿青县。自静海来，河稍平而径。……五月辛丑，抵舍。
谈迁出入京师虽然都没有经过通惠河五闸，但均是沿河而行，所以他关于通惠河和北运河的记述应该是真实可靠的。当时北上的漕船一般在张家湾卸载，然后用便于在狭浅河道行驶的剥船转运至通州，或入通州仓，或复转运北京城入京仓。转运北京城的漕粮在通州城北石坝换载于里河（即通惠河）剥船，逐闸转运，直至北京东便门外大通桥起岸。大通桥有若干车户专门负责将漕粮运至朝阳门、东直门一带的京仓。通惠河河面狭窄，容量有限，只能浮运部分漕粮，其他入京漕粮则由通州陆路运往京师，所以顺治十三年(1656年)又曾修筑通州至京师道路，以利陆路运输。乾隆时规定，陆运入京的漕粮在通州以南的张家湾卸载，车运入京；水运入京的漕粮则仍至通州石坝，经通惠河转入京师。
清代，通惠河最为兴盛的时期是在康熙、乾隆二朝。据《清圣祖仁皇帝实录》、《清高宗纯皇帝实录》和《大清一统志》的记载，康熙二十七年(1688年)，清代著名水利工程师、河道总督勒辅阅视京畿水道，见通州以下北运河河道水势散漫，建议于河中散漫分流之处增筑小坝拦束河水，待漕船经过时开闸放水，以助漕运。康熙三十五年(1696年)疏浚通惠河，加筑堤岸，建滚水坝以泄水。又因大通桥地势比通州高四十尺，河水易泄，便在大通桥下加筑大通桥闸，控制水势。河道疏浚以后，通惠河水量充足，航运能力大增，当年康熙皇帝诏许多民船往来通惠河上。康熙皇帝巡视通惠河时赋诗云：“千樯争溯白苹风，飞挽东南泽国同。己见灵长资水德，也应辛苦念田功。”次年(1697年)，为了使漕粮自大通桥水运至东直门、朝阳门一带诸京仓，复浚护城河，在东直、朝阳门外的护城河桥下各置一闸，又在大通桥北置回龙闸。从此，入东直、朝阳门一带裕丰仓、储运仓、太平仓、禄米仓、旧太仓、富新仓、南新仓、兴平仓、万安仓的漕粮，即可用剥船自大通桥沿北京东护城河直接浮运。雍正八年(1730年)，因朝阳门至东直门一段护城河水道浅涩，复改为车运，但大通桥至朝阳门一段始终可通水运。乾隆三年（1738年）、二十三年（1758年）、二十五年（1760年），先后疏浚北京东护城河，使之宽深，漕运称便。清代，京师漕运规模大致在康熙、乾隆二朝确定下来，后世不过因循而已，没有太大改变。
通州因是京师漕运枢纽，所以粮艘往来十分繁忙。据乾隆四十一年（1776年）冯应榴题《潞河督运图》所述：图中往来的船只，十分之七、八都是漕船，其余一二是坐粮使者属下稽察征榷的瓜皮小艇。漕船中鼓帆掌舵衔尾而进的，或已泊于岸边的，是满载南粮而来的重运船；卷帆抽舵，摇檐而行的，是已卸完漕粮南归的回空漕船。依例，回空船必须给重运船让水道，违者重罚。潞河水浅，重运船往往不能直达坝下，需将漕粮分载于数只剥船上剥运。图中的剥船，无篷窗，以布袋分装米麦黍豆置于船上，每袋约重一石，每船可载百余袋。通州有石、土两坝，系明代所建。石坝在通州北门外，由通州州判分掌，坝上有大光楼，满汉通州仓场侍郎及坐粮厅官员经常在楼上饮酒远眺。坝前为潞河(即今潮白河)，坝后即为通惠河。凡运往京师十三仓储纳的漕粮，船抵石坝后即由水脚（扛夫）肩负，经大光楼前而装载通惠河剥船上，肩踵相接，每日数万人。通惠河上五闸，每闸有经纪、水脚分别负责转运和扛粮过闸之事，五闸经纪、水脚也属坐粮厅使者管辖。大通桥以上河道则属大通桥监督管辖。土坝在通州东门附近，由通州州同兼掌。凡运入通州西仓和中仓的漕粮，由土坝舟运入通州护城河或至旧城南门储入通州中仓，或至新城南门储入通州西仓。运河中饱帆扬棹的官船是坐粮使者的座船。每逢漕期，坐粮使者日乘船往验漕粮品级高下，然后决定输往何仓。图中飞浆捧盘来迎漕粮使者座船的是取验漕粮的小船。河岸上还有肩背长绳的人，那是浅夫。因为潞河多沙，随浚随淤，因此只好令浅夫牵动刮板，使沙随水去，无阻漕运。岸边还有身负柳枝的人，那是标夫。因为河道深浅不定，所以令标夫时时探测水深，用柳校标出浅处，漕船望而知避。当我们读过冯应榴在《潞河督运图》上这段题文的描述以后，对清代通州和通惠河上的漕运情形就可以有一个概括的了解了。
清代北京通惠河的水源，既没有开金口引永定河水，也没有远引昌平白浮泉，而是尽力收集西山玉泉诸水，细小不捐，解决了京师用水和通惠河漕运，可谓用力省而收益大。乾隆十四年(1749年)，清廷对京西水利加以整顿，“芟苇茭之丛杂，浚泥沙之隘塞”，开辟了瓮山南麓的西湖水面，加筑了东湖（今颐和园昆明湖东岸)，拦截玉泉山东流之水，加大了蓄水量，使之形成为北京的人工水库。次年(1750年)，乾隆皇帝正式定名瓮山为万寿山，西湖为昆明湖。汇入昆明湖的除玉泉山诸泉外，还有再西的卧佛寺、碧云寺附近的山泉。《(光绪)顺天府志》称玉泉水又叫玉河，源出玉泉山，西南流，诸山泉伏流注之，复东南流为高水湖、裂帛湖、西湖、昆明湖、长河、前湖、高梁河至北京城西北分而为二：一入护城河南流东折；一入积水潭，经三海(北海、中海、南海)，东南流，出御河桥，东至东便门外回龙闸，与东来之护城河水相会，出至东便门外大通桥，即为通惠河。通惠河水经庆丰闸、平津上下闸，普济闸而至通州旧城西水关分流。其主流至旧城北门外葫芦头石坝处，入京仓漕粮即于此处启运，水由石坝旁的滚水坝上漫流而过，南入温榆河。另一支则自旧城西水关入通州旧城，经通流闸自东水关出，沿护城河南流至南浦闸泻水，至张家湾入北运河，入通州诸仓的漕粮即循此水道至通州城东的土坝，分入通州中、西二仓。通惠河主流经石坝入温榆河后，又东南八里经通州城东又五里经茶棚村(今通县大棚村)北，入于北运河。
由于通惠河河身较窄，中间又筑诸闸，水浅易淤，所以需要经常挑浚，才能保持一定的航运能力。除康熙三十五年（1696年）曾疏浚通惠河外，据清朝《实录》记载，乾隆五十五年(1790年)复浚通惠河；嘉庆六年(1801年)命侍郎高杞等人疏浚通惠河；道光三年(1823年)在通惠河庆丰、平津上、平津下、普济四闸之间添置船厂，使剥船遇雨时可入厂趋避，以免淋湿漕粮难以入仓。同年十二月复浚通惠河。次年(1824年)十一月进一步扩大疏浚规模，除使河道加深外，又修筑堤岸闸坝。因为通惠河上源玉泉等西山诸水，在注入通惠河前有一部分必须先经护城河，所以护城河水道的畅通与否就直接影响通惠河中水量的盈亏，因此清廷经常疏浚护城河。道光十二年(1832年)挑宽北京护城河，并定制河面宽七丈、底宽五丈。城内水道，自积水潭至御河桥，规定宽六、七丈，深二、三尺。钓鱼台(今玉渊潭)及朝阳门以南至东便门一带河道定制每年疏浚一次。经过这次疏浚以后，通惠河及东便门至朝阳门一带护城河，水势充盈，剥船满载而行。同年十月，清廷规定，东便门至朝阳门一带护城河由大通桥监督负责，每年督率大通桥车户雇工挑浚。咸丰、同治时代，清朝政局已不可收拾，漕政也非常败坏。咸丰三年（1853年）九月，因漕务空虚，大批靠扛粮过坝为生的通州贫民失业，清廷命募为乡勇，以免他们滋事反抗。咸丰九年(1859年)三月，仓场侍郎崇纶奏，通惠河水势微弱，议请募工疏浚。清廷当时内外交困，财政虚弱，未及动工。同治六年(1867年)，为了充实通惠河，清廷令在京师附近寻找新的水源，然而未得结果。清廷乃又令将西山泉水附近稻田一律改为旱田，使泉水集中东去注入通惠河。光绪十一年(1885年)复疏浚大通桥上下河道，但因事后缺乏维护，每逢雨季，堤岸崩塌，两岸泥沙不断冲入河中，不久复淤。光绪十九年(1893年)二月，仓场衙门奏，大通桥运河（即通惠河)已经淤垫，浅涩难行，请发民夫挑修，清廷未加理会。次年(1894年)二月，仓场衙门复奏，清廷才予批准动工，挑浚通惠河，培筑堤岸，重修各闸码头。及光绪二十四年(1898年)京津铁路通车，海运漕粮由天津用火车直运北京后，自天津至通州的北运河和自通州至北京的通惠河渐被废置。通惠河自金、元以来相继七百余年转输京师漕粮的历史任务最终结束。
（来源：于德源《清代北京的通惠河》，有删节）
(信息来源：北京水务网站）